IT时代周刊：跨国公司在我国告别超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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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日，随着内外资企业税制的全面统一，在中国沿用了20多年的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画上了休止符。与此同时，在部分跨国企业的演绎下，“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论调也被推向高潮。

中国政府是不是变心了？跨国企业还会受到以前一样的重视吗？ 诸多问题萦绕在一些外资企业头上，并引起满腹牢骚和一系列猜想。

“超国民待遇”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今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超国民待遇”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

跨国企业要做的不是纠结于“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而是要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市场前景无比广阔，这仍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投资宝地。作为外资企业，只有正视变化，顺时而动，主动适应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才能在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占据制高点，牢牢抓住蕴藏其中的新机遇。

第一章世界工厂的召唤

在过去近30年里，外资企业在中国尽情地享受着大大优于本土企业的待遇。然而，随着12月1日开始执行的一项新规，原来的好日子似乎将永远成为历史。

10月21日，《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公布，规定自2010年12月1日起，中国将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这两项税费开征20多年来，一直只对中国公民和内资企业征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决定旨在进一步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在此前的税制改革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原来内外资企业分设的制度，均已先后实现了统一，仅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仍内外有别。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时机已经成熟。新税制的执行，标志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长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正式走向终结。

优惠政策出台

外资在中国市场上享有“超国民待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经历了诸多磨难，中国于1978年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国门。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了解外面的世界。当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这个从未出过国门的副总理，带着一个代表团踏上了前往西欧五国的考察之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代表团马不停蹄地对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家进行了考察，给谷牧带来的最大感受是“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回国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令人震惊的论调：“我们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的结果，最终坚定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也由此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由此在中国正式诞生。当时，《纽约时报》发出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讲话）的结束以及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公开诚意的邀请，一场大规模的外资企业“淘金热”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

为了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措施，外资企业除了获得在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外，还能享受种种便利。今天，在北京街头，仍能不时见到挂有黑色牌照的汽车急驰而过。这就是外企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见证。

黑色号牌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并逐年增多。上世纪90年代，黑牌车渐渐发展成为特权车，甚至成为一些人利用的对象。1990年，北京一家建筑企业打算承揽外省的一项工程，但由于公司规模较小，难以获得对方认可。于是，这家企业从一家外资企业借来一辆黑牌车前往，结果对方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不但重要领导亲自出面接见，还把部分工程交给了这家建筑公司。

当时的具体优惠政策令国内企业眼馋：对生产、经营期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政策——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则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另外，对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达到一定投资规模和年限的，可以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除此之外，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均可享受一定额度的企业所得税抵免。

除上述提及的特权外，外资企业在地方上还拥有更多的优惠。为吸引跨国公司落户，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政策。1999年，北京市率先颁布“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规定”，从税收优惠、外汇管理、市场准入、人力资源、外商在京工作与生活等各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2009年，北京市政府又在原有优惠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降低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门槛，将跨国公司境外母公司在中国累计实缴注册资本总额的3000万美元降至1000万美元……在林林总总的“超国民待遇”刺激下，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

外企淘金风暴

打开大门后的中国市场，迅速成为外资企业的淘金热地。

柯达公司前任总裁裴学德对此体会颇深。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当天，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人每年拍一个36片装的胶卷，就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裴学德的话说出了众多外资企业的心声。在巨大的市场召唤下，众多全球500强企业蜂拥而入，并在中国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迅速成长，摩托罗拉与诺基亚无疑是最成功的典型。

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与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不无关系。一位在摩托罗拉任职12年的资深员工告诉《IT时代周刊》，摩托罗拉将手机生产基地放在天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政府为摩托罗拉提供了非常优惠的土地以及税收政策。

而诺基亚今天在中国的成绩也与此有关。1985年，诺基亚进入中国。如今，位于北京亦庄开发区的诺基亚总部，与当时成立的诺基亚北京办事处相比，可谓是天上地下。当时，诺基亚在中国的机构仅仅是一个办事处，员工挤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商业楼中，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诺基亚是做什么的。但诺基亚在一个最好的时期进入了中国市场，并迅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中国电信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对外企的各项优惠政策，为诺基亚源源不断地孕育着利润。

1991年，诺基亚向香港CSL提供了亚洲第一个GSM网络。3年后，时任中国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用诺基亚移动电话打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GSM电话，网络正是由诺基亚所提供。1995年，诺基亚开始在中国建立移动电话生产基地，北京诺基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也适时而生，成为中国第一家大规模生产GSM网络设备的合资企业。

中国电信市场的红火，让诺基亚决心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一方面扩大业务，另一方面把在中国的工厂也建了起来。“当时成功有一点很重要，那是前瞻的视野，人家没看到，我们看到并执行了。”时任诺基亚中国总裁的何庆源对《IT时代周刊》表示，“诺基亚庆幸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

诺基亚在中国的成长故事，在其他跨国公司的身上也不断重演，韩国三星就是其中一例。“中国有着非常良好的投资政策优惠，如提供低廉的土地使用和初期的建设贷款，以及税收上的优惠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向外资企业提供了在用电、用水、交通道路等方面的完善硬件，以及政府本身高效的行政服务。”在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朴根熙看来，公司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与许多优势资源的扶持密不可分。

截至2009年底，中国三星成立了包括39个生产法人、34个销售法人和6个研究所在内的135个分支机构，成为真正在中国扎根的“中国企业”。

第二章 “超国民待遇”的是与非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让中国迅速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最受青睐的三大投资市场之一。但随着“统一内外资税收制度”的出台，一些国外媒体和外资企业将“投资环境最为恶劣的市场”这一标签贴向中国。

对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声称：国际上有关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舆论不符合事实。

投资环境恶化论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达39.6%。“一个投资环境不好的国家，不会出现这样大批外资企业蜂拥而至的情况。”温家宝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务院决定继续扩大开放领域，2010年4月4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但对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将给予限制。

而就在该政策公布之前的3月下旬，某驻京商会捕风捉影地释放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论调，称“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渐抬头”。比如，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在中国实行新的税收制度后达到高潮。

1994年以来，中国就已逐步着手对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进行统一。近年来，陆续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在城镇土地使用、车船拥有、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领域的税收政策。而几乎每一次变动，都触动了跨国公司敏感的神经。

2008年1月执行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时，国务院收到54家跨国公司的联名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这些来自全球500强的企业提出，“取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据一位了解当时内情的人士透露，这份报告还同时提交到了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显然，跨国公司对税改政策有意见，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它们的利益。在2008年以前，外资企业的税负是15%，而内资企业税负是33%，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

《IT时代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对中国投资环境持有异议的主要是小型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小型家族企业反应最为强烈。在它们看来，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投资优惠政策，让小本经营、依赖低廉生产成本的企业难以承受，而新税制对它们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大型跨国企业中，抱怨声最大的是通用电气。在中国政府还未出台此次新的税收政策时，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曾对中国的改革措施大声叫好，并称赞中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言出必行”。然而，随着新政策的施行，伊梅尔特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保护国内企业，排斥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努力。

随后，加入其中的还有德国工业集团和西门子公司。它们抱怨，虽然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不断扩大，但外资企业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萎缩。

某不愿具名的跨国公司公关部负责人认为，中国取消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主要对从事制造业的外企带来影响，而对于其他从事销售和技术型的跨国公司影响并不大。据她介绍，中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她所在的这家在电信行业耕耘多年的跨国公司，在内部曾讨论过这一话题，但最后并没有发现公司受到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一切如常。

也许是看到当初发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言论过于草率，通用电气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迪南多·贝卡利·法尔科针对其上司伊梅尔特的论调作出辩解，声称这是西方媒体对伊梅尔特的误读。法尔科表示，虽然通用电气在中国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内在因素是中国正在演变成一个工业大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我们在中国有60亿美元的销售额，客户基本是政府和国企，我们的合作没有什么不愉快。”法尔科强调，“通用电气对中国市场一直很关注也很重视。”

而针对近年来少数外企在中国“不受待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认为这是其行业特点所致，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污染较大的外资企业被吸纳入中国市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的发展，受到“排挤”在情理当中。

弊端凸显

“给外资一定的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资，增加出口，补充国家外汇的不足。”经济学家林毅夫说。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超国民待遇”优惠措施的施行，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迅速站稳了脚跟，也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一度，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源于外资的贡献。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中国市场的竞争，迫使本土企业加强创新，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就是从最初的孱弱，发展到今天与爱立信等通信设备巨头并驾齐驱。

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种税费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的呼声日渐强烈。本刊在调查中发现，国内民营企业对于外资拥有的“超国民待遇”非常不满。一位从事零售业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民营企业无法与外资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赛，双方就像一场龟兔赛跑——无论乌龟先跑出多远，兔子只要不开小差，就能轻松超越。”

事实的确如此：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凭借“超国民待遇”，经营成本比国内企业低廉得多，即便在技术上优势不大，依然能凭借政策获取丰厚的利润，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也趁势而入，由此伤及国内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更大的隐患是，中国经济受外资掌控的可能性加大了。上世纪80年代，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也和中国一样，依靠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优势吸引外资进入，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资的进入，确实带给这些国家GDP短时间内的高速增长，但后来随着外资企业将资金抽出，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衰退。

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报告显示，外资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的增速。外资在中国境内创造的价值，有相当部分流向国外。这正是国内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

以中国繁荣的汽车市场为例，褪去华丽的外衣，是令人揪心的内核——外资汽车品牌依然长期掌握着汽车的核心技术，从中国攫取着高出全球其他地区数倍的利润。数据显示，本田汽车2009财年31.8亿美元的净利润中，来自中国市场的占到近90%。舆论指出，外资卷走了中国汽车市场70%以上的利润，中国的汽车技术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由此来看，中国以市场换技术并不成功。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一般贸易逆差为364.1亿美元，加工贸易则出现2256.6亿美元的顺差。中国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利润较高的环节，与我们无缘。一台在国外售价超过1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中国仅能获得区区二三十美元的加工费。

有美国媒体指出，中国市场已经成了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利润源泉。很多公司将中国当成一个廉价、大型的加工厂，将中国的产品拖回本国贴上商标，再高价卖给中国人，最终出现“顺差在中国、污染在中国、利润在欧美”的荒唐局面。这样的外资企业对中国贡献甚少，中国不仅不会受益，反而会受伤。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对外资企业缺乏吸引力，当时面临外汇和技术的“双缺口”，出台了一系列外资优惠政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逐步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已成必然。

第三章 外企无需杞人忧天

取消“超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关上了大门。相反，中国政府希望在给外资企业真正国民待遇的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外企心态需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其间，进入中国开展运营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外企在中国是否应该享受超国民待遇？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在他看来，“外企也是公司，也要担负责任，它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待遇，而不是超国民待遇。”

张亚勤认为，“目前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走向成熟。在今天的发展阶段，所谓的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界定，有了更多的交集和融合。为跨国公司提供公正的待遇是切合时宜的。不必有超国民待遇，也不能是次国民待遇。”

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商业模式、企业运营、品牌资源、知识产权和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如果说特定时期内的税收、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优惠政策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那么，上述“软实力”则是所有企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0世纪90年代初，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多次来到中国。“我们一直认为微软中国就是一家中国公司。盖茨和公司CEO鲍尔默衡量微软研发集团有三个指标：第一是不是找到了一流的人才；第二是不是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真的成为微软创新的源泉；第三是到底对产业生态系统，对中国作出了多少贡献。”张亚勤告诉《IT时代周刊》，中国已成为微软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机构设置最完整的研发基地，是全球的创新源之一。

对于税收制度，张亚勤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全盘考虑的需要，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会遇到各种政策的变化，这十分正常。

而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念坚表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支持者可能存在误会。外资企业在中国有困难，可以找相关部门商量。只要是合理的，相信商务部、工信部和科技部等政府部门都会给出很好的解释。

微软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这里普遍存在的盗版现象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了严重影响。过去，微软虽然就此向法院提起了一桩又一桩诉讼，但鲜有胜诉。而近几年，中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打击盗版行为，微软也因此受益。最近，微软向法院提起的反盗版官司，基本上是起诉一件便胜诉一件。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这不是中国政府对微软一家实行的政策调整，但从整个产业的角度而言，中国对知识产权以及创新的保护，很好地捍卫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也给它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已经不需要外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和投资的外资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上，中国政府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国务院发布的《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国欢迎跨国公司加大对华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西部的投资。

随着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中国已经不是外资选择投资的唯一之地，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如今在印度都已站稳脚跟。然而，与这些新兴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市场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巨大潜力——刺激内需、西部大开发……一系列战略举措将为跨国公司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外资企业虽然失去了一些眼前利益，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善，外资企业将在这里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包括惠普、思科等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将工厂向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转移。2010年下半年，惠普、英特尔、日立、索尼、佳能、艾默生等20多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纷纷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等西部地区考察。

表面看来，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超国民待遇”的终结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中国持续开放的市场却更加振奋人心。为了吸引外资开发西部，中国正在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不但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的准入条件和开放范围，而且将在加工贸易、海关、保税、物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在税收、土地等政策上也有优惠。

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调最盛的8月，惠普与重庆达成合作，成为对这一论调最有力的回击。据了解，占地10平方公里的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将成为惠普未来的重要生产基地。9月，思科也加入其中，在这块热土掘金。

从本质上看，中国商业环境不是恶化，而是变得更好，中国并没有向保护主义方向发展。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耐迪贤认为，中国政府希望增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具体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可以理解。在华外企必须有灵活的应对机制，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监管环境的变化。

“中国不断开放市场，仍然欢迎外来投资，这没有任何变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外籍副教授霍瓦内茨表示，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长远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也将受益于这一政策。

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外商对华投资企业近6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IT时代周刊》记者/李 琦 《IT商业新闻网》记者/马小原（发自北京）